2019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室成立十周年。十年来，研究室在宗教学领域认识分歧严重、思想斗争激烈的氛围中坚毅前行，组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研究兴趣的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推出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在宗教研究神学化、西方化倾向突出的形势下，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出场机会，在宗教学理论的舞台上发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宗教学的新时代已经来临，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守正创新的机遇正在出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室及其所联系的专家学者们应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振奋精神、坚定信念，把握机遇、砥砺前行，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在下一个十年里开展更多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
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念、不懈奋斗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特色和最大优势。我国宗教学研究的根本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我国宗教学研究的突出问题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造成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宗教问题上的体现，应该是我国宗教学研究的思想灵魂和理论指南。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好、维护好、研究好、运用好，是我国宗教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毛主席当年指示中宣部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最根本的要求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宗教、批判神学，这是我国宗教学研究的初心和使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室及其所联系的专家学者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提高马克思主义修养，为坚持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宗教学研究的指导地位不懈奋斗，为推出更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学术成果而摇旗呐喊、擂鼓吹号！
二、回望历史、正本清源，建立学统、守正创新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只有宗教观，没有宗教学。我不赞同这种观点。马克思（1818年生）和恩格斯（1820年生）都比麦克斯·缪勒（1823年生）大，研究宗教比他早，对宗教研究的影响也比他大。
1835年，马克思就在“中学考试宗教作文”中“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历史这个人类的伟大导师”[1]，对古代各民族“向诸神贡献祭品”的所谓迷信和信仰“上帝从无中创造出人”的基督教进行比较[2]，表达出宗教随着历史发展演变的观点。1839年，马克思就开始研究古希腊哲学，并在184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阐述了坚定的无神论观点。1842年，马克思就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等著作中讨论了包括宗教与基督教、宗教与国家、宗教与理性、宗教与科学、宗教与道德、宗教与哲学、宗教与政治、国家与教会、世俗与神圣、此岸与彼岸、现世与来世、奇迹与神秘、拜物教与动物宗教、婆罗门教与佛教、宗教哲学与研究宗教问题的哲学等重大理论问题，反映出对宗教问题的广博知识和独到见解。此后，马克思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乃至《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不断论及宗教问题，作出了巨大的思想理论贡献，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历史影响。其中，马克思1843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还在1850年被资产阶级学者艾韦贝克以节选的形式收入《从最新的德国哲学看什么是宗教》一书，可见马克思的宗教学思想很早就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恩格斯对宗教的研究同样贯穿其一生。恩格斯从小被灌输基督教信仰并且十分虔诚，所以他摆脱宗教神学、树立无神论世界观的过程充满了艰难和挣扎，这促使他对宗教进行了持久深入的研究，所以其宗教学论著也比马克思要多些，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有《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德国农民战争》《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以及《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启示录》《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等。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宗教研究上既相互影响又相互补充，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今天的宗教学分科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宗教学思想属于对宗教进行的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其内容是很丰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他们的学生和后继者继续对宗教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其中既包括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社会主义和宗教》《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等对宗教进行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研究，也包括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后来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学者们对宗教的系统性研究，形成了一个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宗教学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传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同样重视对宗教问题的科学研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既包括李大钊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教批判思想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宗教进行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研究，也包括李达、艾思奇、任继愈等前辈学者对宗教进行的哲学研究和史学研究，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宗教学研究获得了井喷式发展，专业化、学科化水平显著提高，但是也产生了一个误区，以为只有书斋式学者在宗教学名义下进行的宗教研究才算宗教学研究，而且把宗教学概念的提出者麦克斯·缪勒作为宗教学研究的创始人，拜倒在西方自由主义宗教学理论与方法的脚下，把恩格斯的《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启示录》《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等非常专业的宗教学著作排除在宗教学之外，甚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宗教观而没有宗教学这样缺乏理论自信的学术观点。
我们今天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必须彻底打破马克思主义只有宗教观没有宗教学、只有西方才有宗教学的神话，树立只有运用科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的宗教研究才属于宗教学的学术标准，把那些在神学理论与方法指导下进行的所谓宗教研究排除在宗教学之外，把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的宗教研究作为宗教学的正统，按照毛主席关于加强宗教问题研究的指示守初心、担使命，按照任继愈研究宗教的示范正本源、立学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创新中国宗教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
三、研究外国、理性批判，去粗取精、树立正统
发展新时代中国宗教学，必须加强对外国宗教学特别是西方自由主义宗教学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进行科学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正统地位。
西方宗教学作为宗教学研究的重要传统自有其独到之处，我们要加强研究，批判吸收。现在看来，西方宗教学中的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研究科学性比较强，特别值得重视。宗教人类学的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史有关，对非西方宗教传统的田野调查和现象学描述是其长处，而贯穿其中的西方中心论和文化相对论是其糟粕。宗教社会学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世俗化有关，对宗教现象的社会学调查和分析是其长处，贯穿其中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是其糟粕，例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具有美化基督教和美化资本主义的目的。宗教心理学的发展与西方发达的心理学传统有关，其学术成果可以为我们的宗教治理和反邪教工作所用，但其自然科学特色与我国宗教学研究的社会科学传统不太适应。西方的宗教哲学，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宗教神学，应该加以批判，但其中的无神论支流则应该加以吸收。至于宗教史学，则要批判其唯心史观成分，吸收其重史实、重实证的优秀成果。总之，对西方宗教学有科学分析，不能盲信照搬。
我国的宗教史和宗教学概论是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优秀学科，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中国特色，是可以引领世界宗教学潮流的先进学科，但是近年来问题不少。受宗教研究神学化和西方化倾向的影响，我国的宗教史研究出现了背离唯物史观的倾向，宗教学概论则几乎陷入停滞状态，投入巨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宗教学》十年都搞不出来，人才断档和思想滑坡是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室及其联系的专家学者应不断增强理论自信和专业水平，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立起来。
四、关注现实、研究问题，推进治理、服务人民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为党和政府“懂得宗教”、“做群众工作”、提高宗教治理效能建立的，而不是为某些人跑江湖、混饭吃、忽悠人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研究，也应该包括理论和现实两方面。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理论研究应该是宗教学原理和宗教史，目的是把宗教的本质、根源、形态、作用、历史和宗教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和政策讲清楚，为党和国家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教育和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宗教观提供理论支持和知识储备。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现实研究应该是国内外宗教现状和形势，目的是把宗教信仰的现实表现、人口结构、社会影响、矛盾焦点、发展趋势等搞清楚，提出符合党和人民根本利益、行得通、可操作的对策建议。为此，哲学、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族学等各种不同的理论与方法都可以用。但是，我们决不能被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牵着鼻子走，背离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背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可以借鉴，但是要分析鉴别、不能盲信照搬。
总之，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追求应该是为用立学、学以致用。一切与此背道而驰和不相符合的神学化、西方化研究和所谓悬置信仰、学术中立的标榜和做法都是错误的，要坚决摈弃。
